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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一方面通過提升生產力消除不平等，另一方面又讓人們更難找到工作，從而加劇不平等。互聯網一方面讓我們享受到無與倫比的信息自由和表達自由，另一方面又將我們交給監視和操縱。移動設備讓我們離開桌子，帶給我們還遊世界的自由，但是它從另一方面又將我們與“持續訪問”這一期待捆綁在一起，而且還讓我們遭受“數字分心”這樣的詛咒。如果說我們在預測技術的未來發展和影響時碰到困難，並不是因為我們缺乏想像力。事實上，人類想像力恰好證明科技難以預測。我說的是科幻小說，裡面總是有許多想像的技術。另外，科幻小說還會想像可能的未來，或者是可以替代的現在（還有過去）。如果有誰想預測未來的數字世界會變成怎樣，閱讀科幻小說能帶來不少幫助。《科幻小說與未來》（Science Fiction and the Future）引述Arthur C. Clarke的話說：“對於任何想預測未來幾十年發展的人來說，閱讀科幻小說是一項關鍵訓練。”在《科幻小說——是的，科幻小說——是否預示著新聞的未來？》（Does science fiction — yes, science fiction — suggest futures for news）一文中，Loren Ghiglione引述作家Orson Scott Card的話，這段話討論科幻小說“實驗思維”的必要性，他說：“我們必須思考它們，如果最壞的情況到來，我們就知道如何在那樣的宇宙生活了。”兩篇文章都主張要利用小說來審視未來，觀點挺新穎。在《未來主義是否已經失敗》（Has Futurism Failed?）一文中，David Rejeski和Robert L. Olson write這樣寫道：就在此時孕育了當代讀者所認為的科幻小說。在《科幻小說研究》（Science Fiction Studies）中，早期科幻歷史學家Hugo Gernsback寫道：正是在Wells的推動下，我們才有了預測未來技術的文學傳統。在《直到昨天的未來》（The Future Through Yesterday）一文中，Stephen J. DeCanio說：我們也許可以說Wells打開了借助小說預測技術的大門，也可以說他成為預測錯誤這一傳統的起點。DeCanio評價道：“Wells描繪的願景與未來現實很不相符。”他還說：挑選任何一本科幻書，如果是在現有技術出現之前寫的，也就是說這些書是2010年之前寫的，你會發現裡面的想像有著相似的錯誤。例如Edward Bellamy，他和Wells是同時代的人。1888年，Edward Bellamy寫了《向後看》（Looking Backward），他幻想了2000年的場景，認為技術會導致男女分工出現重組。在《The Kitchen of Futures Past》一文中，Nicholas Buchanan提到這部名叫《向後看》的小說，他評價說：“小說捕捉到了時代的熱情，當時大家認為技術可以讓我們實現烏托邦。”包括這樣的夢想：按照Buchanan的看法，Bellamy的預測犯了明顯錯誤，他對科技、經濁、社會安排的關係存在誤解，這種誤解限制了想像，他無法理解婦女享有更多平等的世界會是怎樣的。按照Bellamy的看法，婦女在職業選擇和政治權利方面受到限制，主要是因為她們在勞動中受到限制。Buchanan寫道：“按今天的標準衡量，Bellamy對於性別平等問題抱有極為落後的看法，他想像的方式跳不出同時代的偏見。”在喬治·奧威爾的小說《1984》中，技術預測存在同樣的缺陷，Heinz C. Luegenbiehl在文章《1984和科技的威力》（1984 and the Power of Technology）一文中寫道：Luegenbiehl認為：“書中討論的技術發展的確相當原始。今天，我們可以輕鬆指出各個領域的發展，讓奧威爾所預測的技術願景感到羞愧。“按照Lugenbiehl的看法，奧威爾對技術的看法過於狹窄、過於烏托邦，這是一大錯誤。奧威爾堅信技術的發展必然會結束極權主義，由於技術帶來增長，人與人之間不會再有財富差異，有了閒暇時間，然後人類開始自行思考，最終導致現有社會架構的崩潰。1984年，人類開始進入計算機時代，Lugenbiehl在這一年描繪說：Lugenbiehl早在1984年就已經明白了這個道理，今天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。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，因為科幻小說的預測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想觸及多遠的未來。所有技術預測基本上都被我們現在的社會現實所蒙蔽，還有就是，我們很難理解當前現實會讓我們的願景出現多大偏見，如何塑造我們的願景。Joseph F. Coates和Jennifer Jarratt在《探索未來》（Exploring the Future）一文中說：“今天是明天最好的指示器，但是當我們預測未來時，今天的價值會一直降低。所有的趨勢最終會降速，停止，迅速改變方向，或者逆轉。”David N. Samuelson在《Modes of Extrapolation》一文中也說：“我們所想像的未來越遙遠……就會有越多的科技創新、越多的交叉影響、二次影響帶來更多相互作用。”交叉影響與二次影響不只限制了科幻小說的想像力，而且限制了其它技術預測。Samuelson寫道：“天文預測還是相當可靠的，天氣預測也比我們認為的更準確。但是如果預測涉及到人類行為，那就大有問題了。”然而，對於所有科技預測，最終不只涉及到科學，還涉及到人，而且二者分量相當。人類不只決定應該創造哪類科技，如何創造，還決定技術如何傳播，如何使用。也就是說，所有科技預測最終都與當前的社會現實聯繫在一起，而我們又很難理解當前現實會給願景帶來怎樣的偏見，又是如何塑造願景的：如果我們屬於軌蹟的一部分，就能難超越軌跡去觀察。正如John Huntington所說的：當我們討論科幻小說本身的預測價值時，總是會得出這樣的結論：人類預測未來的能力受到了現有社會條件的嚴重限制，受到推斷能力的限制（不只是幾十年，還有幾個世紀），受到固有保守主義的限制（總是喜歡根據過往模式進行預測）。所有這些限制同樣適用於非小說預測，我們對現實技術的希望和恐懼同樣受到“人與現在”這一關係的限制。最終，失望的不只有科幻小說愛好者，還有那些在未來主義中尋找線索，想搞清未來幾年技術會給生活帶來何種變化的人。Rajeski和Olson指出：“作為人類就是要思考未來。”此時此刻，時間似乎過得如此之快（科技迅速進化，大過15-20歲的人能清楚記得社交媒體出現之前的世界，那時和現在完全不同），預測未來的工作變得比以往更緊迫。我們不只在尋找線索，想知道生活在未來50年或者100年會變成怎樣；還想知道生活在接下來10年會變成怎樣。即使是最棒的推測型作家也無法對即將到來的變化給出可靠指南，但我們不能因此完全否定科幻小說。正如Huntington所說的：“雖然科幻小說給我們一種感覺，似乎人類面對的是未知，但是它真正的高見一般來自已知的東西，其主要價值並不是訓練人類面對未來，而是引出一些特定問題，這些問題因科學而生，它們關注的不是未來，而是現在。”也許科幻小說家無法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機器人統治者將會降臨，也許他們無法預測什麼時候我們的大腦能直接連接互聯網，以何種方式連接，也許他們無法預測未來幾年我們的通信方式會變成怎樣。當新技術到來，我們捲入痛苦而強大的生活鬥爭，他們拿起鏡子，照向生活，讓我們可以反思科技帶來的最大挑戰：如何應對今天技術所扮演的角色。本文經授權發布，不代表36氪立場。 如若轉載請註明出處。來源出處：36氪